陈宝琛题写的训联：“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陈宝琛书法福建优级师范学堂校门
陈宝琛故居之一——沧趣楼全景
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师范选科第一届毕业生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陈宝琛所赠藏书

    “陈宝琛本来是我惟一的灵魂。”“他是我惟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通本《我的前半生》中，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动情的话，大概也是末代皇帝一辈子中最动情的话了吧——这种完全西方的表达方式，应该也是中国皇帝中唯一一个用在自己老师身上的——后来又来了个庄士敦，他又多了一个灵魂。
    当爱新觉罗·溥仪拜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为太子太傅的时候，陈已是状貌恂恂的老文士，怎么能想到，六十年前“此老固踔厉风发，朝中目为清流党魁也”（黄濬）。二十弱冠的陈宝琛比起后来叛经悖道的少年天子，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几经沉浮之后，他成为了“最称稳健谨慎的一个”，是溥仪身边最稳重、最有见识、最忠实于他的人。
    陈宝琛的诗文书法为世所重，诗是“同光体”中坚，书法有“伯潜体”之称。没看到他的楷体之前，我无法想象欧阳询与柳公权可以揉和得完全不着痕迹，他把欧书的精谨紧张与柳字的强筋健骨写得直入其中三昧。福建师大藏有这位创办先辈的几幅书法作品，看看其中的一联行书，与一轴贺寿楷书立轴，大体可以窥见其体势。他的书法如其做人，法规精严，一以贯之，理性而稳定，不禁要揣测他应该没有自创一体的强烈冲动。他的体式是在非常深入的经典传承中，顺着性情自然生成的风格。其风格异于同期的闽人郑孝胥，郑追随晚清民国以来碑学大兴、刻意求奇的时流，从而自我出新别立一格；陈也不同于乡贤林则徐圆润流畅的帖学风范。陈氏书法是比较罕见的路线，主要从唐碑中来，刻意精严，一丝不苟。初接触他的书法，感觉有一种绝不亲切的生拙之气，时间长了，才渐渐尝出有如福州橄榄的绵长后味。
    本来“撇”是汉字中最易于取态的笔画，可以万千风情波澜随生，但在陈宝琛笔下，只有一种方式，都如剑枪般挺括，不肯示一点柔媚。《菊三仁兄年大人六十寿》是给同年贺寿的，虽用了红纸，写得也是颂词，书体的华美绚丽在他笔下却依然清冷得无法令人释怀。楷书中的每个撇都同如一柄出鞘的剑，峋然而有冷光。行书联“梦逐东风泛蘋芷，诗来清吹拂衣巾”，每一易生姿态的撇都是最刚直的挺出来。其仅有的圆润处，只在用笔上的回锋之需要。这种笔笔缓慢刻出的写法使他绝去甜俗，而过于冷涩，好在其有清澈丰沛的文气作底，为其抹上隐隐的华美气象，而不致于显得过于寒俭。在当世，以其声望之隆而能为世所重，只是历史翻过去之后，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再体会其字缝中那种孤涩低回的深心，更不要说不少只看皮相“形式”的书法史家能够关注一笔了。
    他的书法肯定不是讨人喜欢的样子，读之越久越是觉得字如其人，笔笔都风骨棱棱，不显一丝柔和与松驰。一清到底的书生，却似乎命定与一个没落王朝同沉沦，如何能够不紧张、森严而持重。他早年得志激扬文字、中年赋闲造福乡邦、晚年哀婉维撑残局，似乎都与他的性情有关。一个有满腹才华的世家子弟，因敢于抗命直谏而受重用，为已经衰颓腐烂的晚清政局注入了一丝清新的活力，21岁中进士，37岁就做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然其过于清澈骨骾的性情、一柄剃除腐肉的快刀，又注定了最终绝难见容于朝庭。很快就被慈禧找个中法战争“荐人失察”的理由连降五级，以致于壮岁闲居25载。辛亥前夕才又重新起用，成为末帝最为倚重的内阁重臣，以一垂老之身支撑破局至死。一个早年倍受恩荣的清澈生命，一辈子就这样无法走出家国破灭的心局，这大概也是其书法中呈现的那种无可索解的生涩感的精神来源。溥仪前半生自传里，他眼中唯一不谋私利的近臣也就这么一位陈宝琛。他从没有干过罗振玉类的勾当，比如买通政治对手家奴，窃取皇赐文物，用以在溥仪面前诋毁对方。
读陈宝琛的过程，其遇与不遇，经常不自觉地要想起性格与命运的“宏大”问题。他一生清骨嶙峋、崛傲不逊，虽与张之洞并称为清流党，却注定无法象张那样左右逢源。唯幸壮岁贬官闲居，在远离政治中心的福建，能在纷乱的时局中为福建现代教育与经济发展奠定一些无法估量的基础，这端赖于有着坚定的意志与不移的心性气骨作支撑。（至此，我能写这藏书系列的小文也都蒙他的后泽，遥致深谢）
    “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之前曾题写这两句诗，以致很多人误以为这诗是王国维所做，其实此句出自陈宝琛的《后落花诗（其四）》中。它是才情横溢而困顿不堪的王国维的写照，又何尝不是陈宝琛自己一生最贴切的写照——在这帝国已倾一片焦灼的废墟上，被末代皇帝曾当作唯一的灵魂的文士，最接近危楼核心的清流孤臣，他的认知和他的感情相互撕杀彼此消长，越是清透越是伤心，天与人归，势属必然，他的政治抱负、爱国炽诚乃至育人为师的心血通通遭到难以复加的失败，大清帝国最后一点的帝王气脉在他面前不可挽留的消灭殆尽，个中伤心，大概古今几有同者吧。